公元前500年，人类的轴心时代。

——亚斯培尔斯

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道德经》、《圣经》、《佛经》、《论语》、《理想国》、《十二铜表法》……，东亚和西亚，东方和西方，星光烂漫，交相辉映。

如果说，大自然之星是宇宙演化之节点的物质集聚和能量爆发；那么，人类文化之星则是人类社会发展之内在呼求的强力凝结和崇高回响。

公元前500年，小小寰球，风云激荡里旋动人类历史进程的轴心。

“轴心”奠立在历史转折的“轴座”上——

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古埃及、古苏美尔、古阿卡德、古巴比伦、古印度、古迈锡尼、古希腊、古中华……共同演绎类同的历史进程：在氏族和部落联盟的原始公有形态下，生发着奴隶占有和土地买卖的“虫草变异”； 即私有经济在公有制的躯壳内蚕食公有制。

《诗经》记载：中国西周末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 然而，在以“王”为象征的公天下形态内部，私有经济展现出强大冲击力：“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大雅•瞻卬》） 董仲舒亦为之证：“周室之衰……，无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 已经为田产打官司了。（《汉书•董仲舒传》）

《佛本生经故事选•欲望本生》记载：在古印度公有制形态下，私有制渐次生发：“别封田地，各立疆畔”，“即寻分地，别立标帜”。

土地“分封”形成两种所有制并存。马克思写道：“土地公社所有制在摩奴法典里虽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形态，可是已发现私有制”，即“公社土地占有制的痕迹以及私人土地所有制同时发生。”（《科瓦列夫斯基关于〈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

公与私主导地位的置换，历经千年或更多时间，到公元前500年，已近尾声。

“轴心”矗立起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界碑——

古希腊：梭伦改革“在制度中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 再过几十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旧的氏族制度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古罗马：“部落富有宗族开始利用特权，霸占公有土地和财产，并且开始占有和使用奴隶，久而久之他们便成了氏族贵族。”（周启迪：《世界上古史》） 到塞尔维乌斯改革，正式认同私有制，按财产划分等级，确立以财产差别为原则的国家新机构。旧的氏族制度不复存在。

古中华：春秋末年“礼坏乐崩”，生产关系剧烈动荡。“‘私家’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逐渐变革着‘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私田’蚕食‘公田’……‘公室’的财富逐渐被瓜分。”（张立天等：《玄境——道学与中国文化》）

商鞅变法明确私有制的地位。他“把旧有的井田制打破，承认土地的私有而一律赋税，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郭沫若：《前期法家的批判》）

如何“划时代”？

两种制度嬗变，私有制脱颖，全面取代公有制。

“轴心”担起为私有制正名的使命——

郭沫若礼赞为私有制奋力搏杀的先驱者：“一些大夫或陪臣们，起先是靠着残酷的剩余劳动的剥削，逐渐起家。等到他们的羽翼丰满了，与更上层的榨取者成为敌对势力，他们必然地要转换作风，把被剥削者的大群作为自己的同盟军，而与公家对抗。”（《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这个“公家”便是从部落首领世代沿袭发展起来的以王权为代表的奴隶主集团，其在公有招牌下强行占有公共资源，发展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形成特权极端私有的“伪公家”、“伪公有制”； 而新兴阶级与被剥削者的同盟，一如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与工农大众的同盟一样，将自身私利与被剥削者私利相捆绑，形成大多数人之私相聚合的“大公”，冲击特权私有。

多数人向极少数特权剥削者的抗争，成就了私有制的胜出。

然而，胜出的私有制很快自我畸化。郭沫若道出世界各文明古国在私有制确立后的共同归宿：“前一时代人奔走呼号，要求奴隶的解放，要求私有权的承认……现在实现了。然而毕竟怎样呢？新的法令成立了，私有权确实神化了，而受保障的只是新的统治阶级。”（《庄子的批判》）

新一轮特权剥削升堂。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大肆泛滥。古印度、古中华、古希腊、古犹太……，兵燹连天，兄弟相杀。社会陷入大动荡。

规范私有制的课题提上日程。

如何规范？

为私有制正名！

如何正名？

孔子说“仁”，释迦牟尼说“平等”，苏格拉底说“美德”，犹太先知说“救赎”……，千说万说的共同指向：思想革命！

这是耀亮千古的“轴心”之光！

它以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崇高内涵，变通并制约、规范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指引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轴心”张扬人的自性挣脱“神权”的觉醒——

公元前500年，人的理性自觉，掀起了世界文明史的高潮。

在古中华，老子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决绝（《道德经》），彻底剥夺了原始神的生存权，宣告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体。

庄子将“个体意识”抽象放大：“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他融自我于大自然中与道一体，则人的自性便同道、同天地共崛起。庄子狂放处：“道”就是我。

孔子敬神而远神避神：“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

荀子则将“神”的地位彻底自然化：“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天论》）

可以说，“中国文化在先秦时代，以孔子的‘仁学’为代表，已经实现了由神到人的……突破。”（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

人的自性的觉醒，形成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共振：释迦牟尼以“佛”之名号代言古印度的“觉悟”，柏拉图以“理念”的深邃奠定古希腊的哲思， “十二铜表”以“法”的自重挺起古罗马的脊梁，犹太先知以“救赎”的自为张扬以色列精神……

在“神权”的朦胧里，人类文明确定“道德诉求”的指向，开拓自身的崛起路。

“轴心”聚焦民族统一的诉求——

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指出：“古时所谓的‘国’，本是等于部落的意思。”

氏族对于部落的归属，部落向部落联盟的扩张，以及小国在相互侵吞、相互融合中向着大国的聚合，在公元前500年，形成世界文明史上民族统一的大趋势。

古中华：从八百诸侯共尊周室的部落联合体，经过春秋争霸到战国七雄，民族统一已经成为社会的呼声。

古印度：16小国间在争斗中此消彼长，不过以血肉之殇为阿育王朝的民族统一做“嫁衣裳”。

古希腊：众多小国向着斯巴达同盟与雅典同盟集聚，以内部相杀和对外侮的抗御成为希腊帝国、罗马帝国乃至欧洲民族统一的滥觞。

古犹太则将民族崩溃的悲情诉说，赋予氏族神到部落神再到民族神的耶和华主题，谱写一曲别样形态的民族统一壮歌，唱彻两千年历史时空，激励以色列终于复国。

……

人类轴心时代在民族聚合中形成，又以新的民族神或民族思想先驱的形式，诉诸更大范畴的民族聚合——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

《中国：21世纪宣言》连载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