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个劳动者，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

“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

墨子——天下大同的殷切诉求

王学典《滕州读本》：“从古至今，这里有一溪未曾中断的文脉；从古至今，这里有一缕未曾消散的文化烟火；从古至今，这里有一种像地下奔突的岩浆一样未曾完全释放的精神“

什么精神？

墨子精神！

何为墨子精神？

——天下为公。

墨子，战国时人。其间百家争鸣，而墨学于中脱颖，与儒家并驾齐驱相与争锋，时人有“非儒即墨”之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

孔墨并列于世。二者从不同的角度申说着对天下大同的殷切诉求；也以不同的政治实践示范着中华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真诚作为。

春秋战国，“礼坏乐崩”，生产关系剧烈动荡，两周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相对稳定局面被破坏殆尽，“‘私家’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逐渐变革着‘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私田’蚕食‘公田’……‘公室’的财富逐渐被瓜分。”（张立天：《玄境——道学与中国文化》）

私有制的地位得到确立。商鞅变法“把旧有的井田制打破，承认土地的私有而一律赋税，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郭沫若：《前期法家的批判》）

如何“划时代”？

两种制度嬗变，私有制脱颖，全面取代公有制。

这是历史进步的大事件。事实上，两周公有制是从部落首领世代沿袭发展起来的以王权为代表的奴隶主集团占有制，其在公有招牌下强行占有公共资源，发展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形成特权极端私有的“伪公家”、“伪公有制”；而随着土地私有的扩张，新兴阶级将自身私利与被剥削者私利相捆绑，形成大多数人之私相聚合的“大公”，冲击特权私有。

多数人向极少数特权剥削者的抗争，成就了私有制的胜出。

然而，胜出的私有制很快畸化。郭沫若道出其归宿：“前一时代人奔走呼号，要求奴隶的解放，要求私有权的承认……，现在实现了。然而毕竟怎样呢？新的法令成立了，私有权确实神化了，而受保障的只是新的统治阶级。”（《庄子的批判》）

新一轮特权剥削升堂。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大肆泛滥。 古中华兵燹连天，兄弟相杀。整个社会“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 而诸侯间则“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

规范私有制的课题提上日程。

如何规范？

为私有制正名！

如何正名？

——私有制的本质诉求是对普天下每个人私利的认同与尊重，从而成为“公天下”的别样形态。

孔子为私有制正名：“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

尧、舜是原始公有制的形象代言。孔子赞扬他们掌天下权柄却全身心为民众服务，丝毫不谋私利：“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

尧舜敬民，垂范天下，则公德蔚然风行。当是时，“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原始公有的深厚底蕴，是孔子立说的根本，也是墨子立说的根本；“公天下”的社会制度，是二者的共同向往。

韩非论定：“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显学》）

韩愈认同：“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

墨子徒弟自称： "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墨子赞美大禹：“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 （《庄子•天下篇》）

墨子以大禹为标杆。吃苦耐劳、舍己为人是墨子学派的铁定纪律：“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子）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篇》）

墨子自诩得文王之法：“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墨子•兼爱》）

然而，孔、墨同中有异。

孔子尊重父权等级制萌芽、阶级分化、奴隶占有和土地买卖等私有制的生发，主张参照周代政治，推行爱有差等、尊卑分明的制度和谐，他明确主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至于墨子，原本修学于儒，而且从不否定孔子不可易的历史地位。 《墨子•公孟》记载：“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然而，墨子反对儒家维护统治阶级的立场，遂放弃儒学，对孔子鼓吹的两周政治体制作了激烈的否定，强调“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训》）

“夏政”就是公天下的政治制度。具言之，夏启承禹，开“家天下”之门，步入阶级社会；然而夏朝距原始社会切近，虽私有框架初立，却大量依循原始公有习俗。《汉书•董仲舒传》评说：尧、舜、禹相受为 “公天下”，世代相沿，至于大禹后人夏启开国，“因于虞……，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继承的是乃祖所传的原始公有制。

墨子鼓吹“夏政”，矛头指向两周末期大肆泛滥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

如此之害，何由所生？墨子分析：“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

墨子找到了根源，遂以“兼爱”立论，也就是互爱，人人爱我，我爱人人。具体到现实社会，“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

多么美妙的理论！人类如此进入到 “爱”的天堂，在和谐社会中，“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以上引文均见《墨子•兼爱》）

“兼爱”是墨子学说的核心，其完整的表达是“兼相爱，交相利”。 双方自觉地互利，互利也就是兼爱，天下人兼爱互利，便是天下大义。

表现为道德层面的“爱”与表现为现实层面的“利”相辅相成，对立同一。“爱”规定了“利”，“利”体现了“爱”。或者说，“爱”不是道德空谈，必须落实到“利”上，这个“利”是万民之利，尤其是底层群体之利，治国安邦必须以满足万民物欲为出发点，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乐》）

墨子强调利无差等，利益均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他坚定地立论：“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 然后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墨子•兼爱》）

这与孔子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谓异曲同工，都表达出对对私有制的尊重和对社会和谐的理想追求。墨子更将孔子“推己及人”提升为“爱人若己”：“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

实际上，孔、墨趋同，都是以“己”为中心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立足于“己”，以自我利益为支点，他并不讳言：“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墨子的“兼爱” 也未脱“己”的窠臼，己国、己家、己身支撑着墨子学说。

建立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上的“公天下”学说，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而洁身自好。“水至清则无鱼”，老子与私有社会彻底决裂，也只能发表一通否定私有社会的五千字宣言，然后骑牛出关，无所作为，等待私有制被公有制取代，“吾以观复”。（《道德经》）

在孔、墨时代，私有制的蓬勃生机不可阻挡，可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孔、墨欲以其说行世，就不能不申明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认同，将他们对“公天下”的理想，诉诸于社会现实。而社会现实是国家机器的强化和统治阶层的大权独揽，孔、墨殊途同归，都把他们学说的实行，寄托于权贵集团尤其是君主，其命运也便大同小异，孔子生时“惶惶若丧家之犬”，好在身后一路高升，当成了“至圣先师”；墨子则直接被冷落了两千年。

墨学不为世用。墨子百思不得解，爱、利、恶、害，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那么难实行呢？他慨叹：“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焉？特君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墨子•兼爱》）

以墨子之博学， 竟也为其淳朴所蔽，“何难之有”四字，岂非墨子之天真写照！“君”为什么“不以为政”，“士”为什么“不以为行”？

那是因为抽象的爱，不啻对牛弹琴。在以发财致富、追名逐利为导向的私有社会，何处寻得抓手？必欲榨取底层群体之膏血而集于一身、一家、一族的权贵集团，怎么能去爱贫寒之民而减损自身之利呢？反之，被权贵集团压榨剥削苟延残喘乃至家破人亡的劳苦大众，又怎么能去爱残害他们的特权阶层呢？

显然，“爱”也罢，“利”也罢，资源均等的善良诉求，在私有制社会，是要靠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去占有话语权的。

墨子之失，在于抽象的说教无力撼动现实的壁垒。

（《墨子与中华文明》之一）

薛啸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