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郡县文化研究院 薛啸尘

古云：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个“乱臣贼子“究竟指谁呢？

春秋240年，竟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

天下大乱，岂非历史进步的大革命时代？

三十六君被杀，五十二国的权贵势力被颠覆！——对于这样的大动荡、大改组，真正惧怕的，难道是起而推翻旧君国和旧权贵集团的新兴势力吗？

显然不是！

孔子作《春秋》，呈现出一幅幅新旧势力铁血交锋的历史画面，实际上是对君主恣意妄为和权贵势力横行暴敛必遭厄运的严正警告。在孔子眼中：“今之从政者”，不过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这些“斗筲之人”，难道应该占据历史舞台，阻碍时代进步吗？

司马迁评说：孔子周游列国，携得三、五弟子的学生军， 孤旅搏杀，向权贵集团宣战，抛匕首，掷短剑，直指要害，“所刺讥者皆中诸侯之疾。”（《史记•孔子世家》）

墨子的心，与孔子相通。

所不同处，孔子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以上层人士的身份表达对社会的关怀；墨子则立足广大劳动者，以平民百姓的情感诉说底层群体的愤懑、哀苦与不平，他与劳苦大众心心相系、血肉相连。

《墨子•七患》针砭不公：“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

《墨子•鲁问》警告恶行：“并国覆军，贼杀百姓”，必然“受其不祥。”

《墨子•节用》直斥君主：“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

《墨子•节葬》愤怒控诉：“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墨子•非乐》深刻揭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

《墨子•辞过》鞭挞权贵阶层：“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用万民的血泪，铸就自身雕梁画栋的宫殿、金钩玉佩的服装、豪华奢靡的酒食、文采刻镂的舟车以及妻妾成群的后宫。而“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的贫富悬殊，致使社会严重失衡，最终民心失，民力丧，则国破。

《墨子•尚同》批判统治者：“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百姓上同于天子，那么不同于天的必是天子，天子违天意而致全民遭灾，为天子之大罪。

《墨子•法仪》以傲视天下之气魄，否定维护特权剥削的歪理邪说：“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其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明法以度之。”

孔子自谓“天生德于予”，是上古圣哲的继承人：“文不在兹乎”！墨子则自谓独得天下之大法，而担起指引历史进步的重任。墨子孤独，其所非者岂独儒说，实在是以公天下观念对整个私有观念、尤其是权贵集团及周旋于权贵集团的“知识精英”们的营私之理，展开义无反顾的挑战。

墨子学说的基调是改良，但是，他对于权贵集团和特权腐败势力的丑陋与残暴，心中也一度激起革命的冲动。他对商汤重臣仲虺宣布向暴虐之君夏桀发动正义战争深为赞许，《墨子•非命》引述《仲虺之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表其师。”意指夏桀假托天命残害人民，天帝惩罚他的罪恶，消灭了夏朝的军队，致使夏朝灭亡。同样，周灭商的正义战争也得到墨子的衷心赞许。

墨子在思想战线上以短兵相接的政治实践，投身对特权剥削的斗争；同时，为贯彻墨家学说身体力行，出生入死，矢志不渝地践履自己的政治主张。

最典型的案例是止楚攻宋。没有宋国的高薪礼聘，也没有宋国君主的“三顾茅庐”，而为着百姓的生死安危，墨子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默默地独自奔波十天十夜，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穿破了衣服，踏破了鞋子，蓬头垢面地冲入楚宋交兵的烽火线，以聪睿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能，折服公输班和楚王，为百姓赢得了安宁。

《庄子•天下篇》称赞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 墨子一生，行走于众多诸侯国，为大道之行不避生死，将高官厚禄视为敝屣。楚国国君不信奉墨子学说，但欲借重墨子之名，赐给墨子五百里封地。这不劳而获之得，多少文人墨客梦寐以求，可在墨子眼里则是极大的屈辱：堂堂之人岂能蝇营狗苟为官为财而卖身！他高傲地拒绝：“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墨子•贵义》）

墨子有过一次辉煌的经历：越国国王慕墨子之名，特遣使以五十辆车迎接墨子入越，并给予五百里封地的优厚待遇。墨子不为动心，他回说：“越王将听吾言，用我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糶也。”（《墨子•鲁问》）

为“公天下”之道的推行而温饱即可，何须封地赏赐；否则，便是屈从金钱的诱惑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墨子辞封不去，并对“知识精英”的市侩苟行表示极大的鄙视和不齿：“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慎也”。（《墨子•鲁问》）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子以其学说高深和务实真诚的宗旨，“口言之，身必行之”。将墨家学派打造成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社会团体，墨子要求墨家成员必须具备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以天下为己任的献身精神，并为此强化自身的修身磨炼，下农田，进工坊，与平民百姓同甘共苦，艰辛劳作， 创造社会财富，虽被上层社会斥为“贱人之所为”、“役夫之道”，却乐此不疲，表现出平民思想家务求身体力行、造福人民的崇高品质。

正是这种与底层民众息息与共的真挚情怀，使得墨子及其学派在大动荡的百家争鸣中兀然崛起。墨子学说在政治理论上深蕴张力，在科学实践上也以崇高的品质和优异的成果成为中华科技创新的一代宗师。梁启超高度评价：“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墨子校释》自序）

成语“班门弄斧”尽人皆知，无论出于对挑战权威的嘲笑，还是鼓励，都绝对性地肯定了权威的地位。而作为鲁班而言，被挑战的第一人，原是墨子。

墨子止楚攻宋，与鲁班交锋，屡战屡胜。其折服鲁班之心的不仅是墨子高过一筹的技艺，更是鲁班缺乏的底层情怀。墨子以尊重民生、热爱人民的赤子之心，纠正教育了鲁班。

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鲁班精心巧做，用竹木制成了一个能在天上飞三天的鸟，他很得意。然而却被墨子批评：你做的这只小鸟没有实用价值，还不如匠人打造的木轮子：“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墨子•经》）这个批评难免偏颇，却也正是墨子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倾心于改进和提高人民生活的高尚情怀。

墨子学说的核心是“为天下兴利除害”，这决定了他的科技思想立足于人民生产、生活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墨子认为，底层劳动者的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而工匠技艺是减轻体力劳动、提高生产效率以改善百姓生活的手段；基于此，他主张研究利用自然法则，将科技为实践服务；而衡量手工技艺、发明创造的价值，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墨子•经》开创性地的将先秦时代的工匠技艺提升至科学理论，通过分析辘轳、滑车、车梯等器械的工作原理，提出杠杆、滑轮、斜面移动重物等物理模型的雏形，以及光与影子的关系，记录下小孔成像等现象。

墨子教导他的弟子参加各种技艺生产，探究科学技术，并进而向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从而在几何学、力学、光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以及军事技术、机械、土木工程等诸多方面都取得精深造诣和卓越成就。英国学者李约瑟论定墨子及其学派在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完全信赖人类理性的墨家，明确奠定了在亚洲可以成为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的东西”。（《中国科学技术史》）

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写过三部墨子专著：《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和《墨经校释》，他对墨子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倾情赞叹：“呜呼！千古之大实行家，孰有如子墨子耶？”

                                       （《墨子与中华文明》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