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不能不对现实做出妥协。然而，他的妥协则是坚定地立足崇高理想，坚持“初心”，力图以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变通，设定惩恶扬善的制度，规范和引导私有社会健康发展。

墨子设计了向心于中央集权的中国郡县制的草图。他主张：自下而上，逐级统一于上级机构，从一里一乡，一县一郡，到诸侯国至于天子，形成大一统的政权体制，天下归一，上下皆同。“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墨子•尚同》）

一切惟上，上边说对就是对，上边说错就是错。官吏们和君主的错误，只能劝诫；平民百姓的善举，只是推荐。

显然，为了推行天下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墨子评判的天平，重重的倾斜于官僚体制和权贵集团。从里正、乡长逐级而上至于天子，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墨子•尚同》）

墨子承担的，是与孔子相类的使命：所谓“一同天下之义”，就是立足于私有社会现实，将其纳入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轨道，为私有制正名。

何者为公？

——天！

墨子等级制的最高级别是天。天是至高无上的，是各等级、各层阶尤其天子的总纲。天子则是执行天意的表率，统一天下人的意见，由之形成善的集中制，“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而“天之为政于天子”。（《墨子•天志》）

天，管着天子。“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

那么，天者何为？

“天欲义而恶不义”（《墨子•天志》）

“义”是什么？

“义者，政也”。 进而言之，“义者，善政也”。（《墨子•天志》）

“义”是政治体制的核心。 “政”，也就是“正”；谁管着谁。“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于天之正天子也。是故古者圣人明以此说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 （《墨子•天志》）

天有着惩恶扬善的绝对权威。那么，谁为天？

墨子赞同汤伐桀、武王伐纣的人民革命。“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墨子•天志》)

商汤和周武“率天下百姓从事于义”，推翻特权剥削的革命，是天的旨意，即“为天之所欲”。显然，墨子谓天，无非是人民的代言；而“天子”，则是必须遵从孝敬天下百姓的人民的儿子，对待人民就是对待自己的父母：“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墨子•节用》）

统治者执政，不能唯利是图，为所欲为， 而必须严守天意的法则：“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 （《墨子•法仪》）

圣王法天之政，天之政即“义政”， “顺天意者，义政也。”（《墨子•天志》）如此，以公有观念严格地框定了层层官吏至于君主的权力——善的等级制。

墨子释说“善的等级制”的本质诉求：“义，利也。”（《墨子•经》）

在义利观上，墨子与孔子对立同一。

孔子偏重“义”；“利”是附属“义”的。在“义”的前提下，获“利”是正当的。如果失“义”，获利便是可耻的。所以，“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墨子偏重“利”；“义”是“利”的外在形态，“利”是“义”的物质承载。衣、食、居所是天下人须臾离不开之利，尤其是底层民众之利。如果没有这个“利”，也就不存在“义”。

孔子自上而下，从抽象的崇高原则规范“利”，热衷政治体制的构建；墨子自下而上，从具体的民众权益规范“义”，更倾心对民生的关怀。二者表述略异，却聚首于“公天下”的大旗下。

墨子倡“利”， 显然将单纯的个人之利升华为包容所有个体私利的天下人之利。而且，这个“利”主要是规范统治阶层的，墨子训导各级官吏至于君主：为天下之利做出奉献是你们的份内事，岂能将公务职责当成争权夺利的实用工具和升官发财的敲门砖？ “义，志以天下为份而能利之。不必用。”（《墨子•经说》）

儒家提倡“功成身退”；《墨子•经》则谓： “功，利民也。”有利于人民，有功于人民，才是善政，才是“义”。

古说“春秋无义战”。然而，春秋真的无义战吗？

事实上，在诸侯争城争地、争霸争利的不义战争中，冥冥中却被一股无可抗拒的“义战”之流所裹挟，那就是新兴势力对旧势力的冲击，下层民众对特权集团的冲击，以及民族统一大潮对社会分裂的冲击。 墨子释“义”为“利”，代言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赋予“义”以神圣的内涵和巨大的力量。他庄重地申明：权势者为贪欲的屠戮和掠夺 ，是不义的，或者说，是打着“仁义”招牌的伪仁义；而人民群众辛勤劳作所创造的利，是真正的“义”。

义 = 利 = 天 = 善政。

墨子学说的核心是“兼爱”，但人与人相互仇杀的社会现实则促使墨子反思，他不能不尊重大小之异、贵贱之差、穷富之别，而寄希望以善为指向的等级制——善政。他说：“尚贤为政之本也！”

墨子把他信奉的“公天下”理想予以变通，推崇贤人政治，主张打破血统界限，从各阶层中选拔真才实学之人，给他们地位和权力，同时淘汰那些尸位素餐的权势者，即“列德而尚贤”，依据人的品德、能力和功效，给予加官进爵、裂土封侯的崇高待遇：“得贤人而使之，般爵以贵之，裂地以封之。”

墨子学说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和对现实政治体制的颠覆性，他愤恨特权腐朽势力阻碍社会发展，代言底层群体遭受压迫的不平：“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

在墨子看来，只有“不拘一格降人才”，尤其在底层群体中发现人才，选拔人才，才能激发人的潜力，调动人的积极性，增强社会活力，推动社会进步。如此之目的，在于“欲其事成也。”

这与孔子的主张大旨相同，即将公有观念变通为“仁”或“义”的形态， 成为私有社会的理性内核与政治指向， 变革权贵集团固守的“恶的等级制”，将其扭转为举贤任能的“善的等级制”。墨子说：“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以上引文均见《墨子•尚贤》）

——按劳分配！按功分配！

墨子心目中的清明政治，可以说是私有社会一张美好的蓝图，它代言了孔子、韩非以降千百年来志士仁人和劳苦大众的真诚愿望，甚至不啻为今日世界的政治指南。墨子教导统治者：不真心实意地尊重人民、热爱人民，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同心共力。“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曰：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墨子•尚同》）

墨子甚至一吐心中块垒，挑战权贵集团，以“四不说”开宗明义，明确善的等级制的内核：“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尚贤》）

“四不”打破等级固态，贫贱者因义而富而贵而亲而近，权贵者因不义而穷而贱而疏而远。同时，对于“富者”、“ 贵者 “、”亲者“、”近者“，也是启迪、规范，乃至警示，人人向义，时时向义，用义来约束自己，鞭策自己，才可望保富、保贵、保亲、保近；而对广大民众，将” 义“作为攀向富、贵、亲、近的阶梯，人人向义，时时向义，则民风大好，观念变革。

扬善抑恶，制度严明，于是，向心于民族、国家、社稷、公天下的时代精英层层涌现：“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後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墨子•尚贤》）；而营私舞弊、枉法殉情、指鹿为马、装神弄鬼的伪公知、伪精英便为万众鄙弃。

墨子作结：尧、舜、禹、汤崇德尊贤之善政所营造的社会风气，“虽在于厚禄尊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墨子•尚贤》） 也即是说，公天下观念的推广奉行，使官吏阶层愈加谦虚谨慎，勤恳为民；使底层民众也愈加努力向善，竞相奉献。

墨子对自己的政治设计很是自得，特意点明其力主的善政与“公天下”的表里关系：“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为暴者可而沮也。然则此尚贤者也，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矣。”（《墨子•尚贤》）

然而，墨子学说的革命内核及其“公天下”的理想诉求，却桎梏于自身体系的保守，成为其不能用世于当时且淹没于历史两千年的重要原因。

孔子主张兴灭继绝，但他的“从周”之说，实在是借“周”之名，变革周政，建立大一统的善的等级制；墨子生活在战国，周已衰落，他对“夏政”的推崇也无非是树立一个标杆，借“夏”立说，申说别样的善的等级制。

只是墨子囿于小生产者的眼界，未能从众多诸侯国并存的局面中跳出，以其善良愿望和艰苦实践做了社会进步的保守派。《墨子•非儒》借晏婴之口，责备孔子“劝下乱上，教臣杀君”，批评孔门学子“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虽不免言过之嫌，但孔子变革社会的战斗性已经昭然，其较之墨子“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弥其上下之怨”的主张，更响应着历史进步的呼唤。

墨子强调“非攻”，虽然力阻涂炭生灵的战争行为，却也同时维护着大大小小封国的苟延残喘，妨碍中华民族的统一；而“兼爱”主张，虽然捍卫底层劳动者的权益，却也同时弱化新兴势力对腐朽势力的冲击。诸侯林立的社会分裂只能使中央集权的统治力虚幻化。

墨子自囿于社会现实的改良，理论稍觉软弱；但其无愧于底层劳动者的思想领袖，为着平民百姓的利益，他不惧艰险、舍生忘死，以卓有成效的实践作为，弥补了理论之失，彰显出独立于历史风云的刚强。

（《墨子与中华文明》之二）

中国郡县文化研究院 薛啸尘